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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语境中，上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黄金阅读时代。对于我来说，它却是一个青春阅读时代，因为八十年代有我的青春期。与时下的青春阅读相比，我的八十年代的阅读尽管匮乏，却并不贫瘠，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更为明亮，因为仅有的阅读都发出了充分的光芒，足够照亮精神的屋宇。从八十年代走过时，我完全没有预感到有一天我会回过头来，以研究的姿态看它。不意做起文学研究，看阅读常常不是阅读了，如同医生的“看人非人也”。地道的阅读就是阅读本身，就是纯粹的吸引，如我八十年代一样；而不是为了什么去阅读，不是强制阅读，如我现在一样。功利的阅读是可耻的，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功利——武装头脑还是写博士毕业论文；同时还是可悲的，它令人痛心疾首甚至厌倦人生——对此我正深有感触，因此更怀念从前的阅读。文学史上说，八十年代文学的关键词是朦胧诗、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这与我的阅读经验基本对接不起来，仿佛在说另一年代的事。可见，我的八十年代阅读是够边缘的。但我宁愿固守边缘，这使我更能够认出自己，从那时到现在。
小时候的乡村生活非常贫乏，但在物质都那么匮乏的时代，父亲居然为我们订了《小朋友》和《儿童文学》，再大一点是《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这一举措太有文化了，到现在我还感激他。我八十年代的趋时阅读，主要就来自于《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我记得王蒙的《高原的风》、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都是发在《人民文学》上，给我稚嫩的心灵以极大的冲击。那是我最早在阅读中沉得那么深，整个世界寂静无声，变成了默片，只有纸上的文字和自己的心跳是活的，从书本上抬起头来，不知身在何处，整个人都被一种巨大而深沉的精神吸进去了，弹压住了。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印象很深，当时读着就知道它不是童话，与以前的童话不一样，也知道它是好的，却说不出好在哪里。
对我青春期的精神成长最重要的还是刘亚洲的《海水下面是泥土》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它们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起，唤起我少女时期的英雄崇拜，内心的激荡是此生难再的。我所崇拜的英雄绝不是董存瑞黄继光那一类的了，他们不够深沉和特立独行，只有那种桀骜不驯独向苍茫的悲情英雄式的男主人公，才能令我深深折服。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也曾给我极大的震荡，我惊讶于这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为什么此后一直声名寂寂，我明明已经从这篇小说中看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质素。那时候我极为推崇现代和个性，读了刘毅然的《青春立体声迪斯科》，立刻找到了现代青年的标本，并以现代青年自居，走相都不一样了，可能是扭腰晃膀子之类的，遭到家人的训斥，但仍我行我素。
这几篇小说都是同学从她的舅舅家借来的，她的舅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正在练习写作，我曾经和同学一起去拜访居住在另一个村里的他。在那个没有精神生活的乡村里，单只“文学”这两个字，就使我们有一种彼此认出的感觉，尽管我们是两代人，仍然成为彼此珍视的精神上的同志。我还记得与同学骑自行车去她舅舅家时的心情，明快的热望充溢我们心间，热烈的向往驱使我们向前。奔驰在乡间土路上的狂热的青春期的心，这一切想起来是多么跳荡和美好，这就是八十年代的文学效应。
还有一次，我在一位同学家发现了十几本文学刊物，是同学的姐姐从镇上借来的，激动得简直有点不知所措。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同学家黑暗的屋子里埋头读着。读的是王蒙的《蝴蝶》，那种忧伤深沉的情感令我完全沉迷进去，不知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了。
我八十年代的阅读中与文学史最为接轨的是《乔厂长上任记》，但读的时候却完全不知道它叫“改革文学”。
来源：深圳特区报 作者：李美皆
在公共语境中，上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黄金阅读时代。对于我来说，它却是一个青春阅读时代，因为八十年代有我的青春期。与时下的青春阅读相比，我的八十年代的阅读尽管匮乏，却并不贫瘠，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更为明亮，因为仅有的阅读都发出了充分的光芒，足够照亮精神的屋宇。从八十年代走过时，我完全没有预感到有一天我会回过头来，以研究的姿态看它。不意做起文学研究，看阅读常常不是阅读了，如同医生的“看人非人也”。地道的阅读就是阅读本身，就是纯粹的吸引，如我八十年代一样；而不是为了什么去阅读，不是强制阅读，如我现在一样。功利的阅读是可耻的，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功利——武装头脑还是写博士毕业论文；同时还是可悲的，它令人痛心疾首甚至厌倦人生——对此我正深有感触，因此更怀念从前的阅读。文学史上说，八十年代文学的关键词是朦胧诗、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这与我的阅读经验基本对接不起来，仿佛在说另一年代的事。可见，我的八十年代阅读是够边缘的。但我宁愿固守边缘，这使我更能够认出自己，从那时到现在。
小时候的乡村生活非常贫乏，但在物质都那么匮乏的时代，父亲居然为我们订了《小朋友》和《儿童文学》，再大一点是《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这一举措太有文化了，到现在我还感激他。我八十年代的趋时阅读，主要就来自于《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我记得王蒙的《高原的风》、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都是发在《人民文学》上，给我稚嫩的心灵以极大的冲击。那是我最早在阅读中沉得那么深，整个世界寂静无声，变成了默片，只有纸上的文字和自己的心跳是活的，从书本上抬起头来，不知身在何处，整个人都被一种巨大而深沉的精神吸进去了，弹压住了。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印象很深，当时读着就知道它不是童话，与以前的童话不一样，也知道它是好的，却说不出好在哪里。
对我青春期的精神成长最重要的还是刘亚洲的《海水下面是泥土》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它们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起，唤起我少女时期的英雄崇拜，内心的激荡是此生难再的。我所崇拜的英雄绝不是董存瑞黄继光那一类的了，他们不够深沉和特立独行，只有那种桀骜不驯独向苍茫的悲情英雄式的男主人公，才能令我深深折服。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也曾给我极大的震荡，我惊讶于这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为什么此后一直声名寂寂，我明明已经从这篇小说中看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质素。那时候我极为推崇现代和个性，读了刘毅然的《青春立体声迪斯科》，立刻找到了现代青年的标本，并以现代青年自居，走相都不一样了，可能是扭腰晃膀子之类的，遭到家人的训斥，但仍我行我素。
这几篇小说都是同学从她的舅舅家借来的，她的舅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正在练习写作，我曾经和同学一起去拜访居住在另一个村里的他。在那个没有精神生活的乡村里，单只“文学”这两个字，就使我们有一种彼此认出的感觉，尽管我们是两代人，仍然成为彼此珍视的精神上的同志。我还记得与同学骑自行车去她舅舅家时的心情，明快的热望充溢我们心间，热烈的向往驱使我们向前。奔驰在乡间土路上的狂热的青春期的心，这一切想起来是多么跳荡和美好，这就是八十年代的文学效应。
还有一次，我在一位同学家发现了十几本文学刊物，是同学的姐姐从镇上借来的，激动得简直有点不知所措。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同学家黑暗的屋子里埋头读着。读的是王蒙的《蝴蝶》，那种忧伤深沉的情感令我完全沉迷进去，不知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了。
我八十年代的阅读中与文学史最为接轨的是《乔厂长上任记》，但读的时候却完全不知道它叫“改革文学”。
来源：深圳特区报 作者：李美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