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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的衣服》剧照（摄影/李晏）
西方知名戏剧导演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挂帅导演的音乐剧《情人的衣服》来北京、天津和上海演出，国内的相关观后评论，大都觉得蛮“轻”。几天前在草台班的文化站活动上，看一部 45 年前的新闻纪录片《现代舞剧白毛女》，联想到《情人的衣服》的风格，感觉原来我们是早就有了某种重口味的传统。以前是用力讲革命道理，拼命这“突出”那“突出”。现在改作卖力玩商业，卖这卖那，生怕看上去不够刺激不够料。我们受的训练也是这样，段落大意必须要紧密围绕中心思想，半刻也不该耽误。或者，这里面有着救亡文化的影子⋯⋯对于西方大师的期待，大概本身也暗含着这种重口味。
《情人的衣服》（The Suit）改编自南非作家肯·泰姆巴（Can Themba，1924-1968）的短篇小说。在约翰内斯堡附近一个叫索菲亚的小镇，丈夫菲勒蒙听说妻子玛蒂尔达另有情人后，匆忙赶回家，看到妻子和陌生男人躺在一张床上。情人只穿了内衣裤仓皇逃离，将自己的西服忘在身后。菲勒蒙告诉玛蒂尔达，他们以后将跟这件西服一起生活。菲勒蒙以此开始他的无情复仇，最终导致当他想回头时，玛蒂尔达已羞愧身亡。据说肯·泰姆巴的书当时在南非都被禁。1985 年《情人的衣服》首次被改编成戏剧，在约翰内斯堡上演。之后彼得·布鲁克将此剧在他巴黎的“北方剧场”上演。
南非当年的政治环境在剧中是一个底子，常有涉及。最惨烈的，是菲勒蒙的朋友告诉他，他们常去的酒吧“真实之家”的吉他手，被一根根切掉手指后杀害。这些插叙并没有直接纳入主线情节，它们只是适时出现，推动主人公生活的内外交困。南非政局早已变更，种族压迫政策的好人坏人也已有公论。戏中这层底子是故事的背景，有着家园难继的种种话题，呈现主创们的基本立场。但要讲现实的批评或暗喻，却不好抬得太高。剧中旁白说：“我要讲的这个故事不可能在别处发生，只有在南非，在种族压迫的铁腕下。”我只当这是旁白者讲故事的故作铺张。《情人的衣服》的剧中情节，由演员以旁白叙述加角色表演，穿插着做出来，不同于我们这里通常完全投入角色的演戏路子。听这里一些人讨论，它旁白夹了表演、表演夹了旁白的演绎手法，说起来上溯古希腊，下至布莱希特。我想，以这样的方式谈论西方大师确是很有精英派头，不过路子有点偏了。因为这戏的特点是“轻”。而这“轻”来自于它现场表现出的亲和力——我相信这里正蕴含了布鲁克们所追求的戏剧和人的关系。中文剧本译者提到，制作方再三要求语言通俗。因此，从《情人的衣服》我们看到了戏，也好像看到了点他们的剧场观念，以及对剧场和表演魅力的理解。
其实，这出戏连说带演的表演手法，各处民间市井里都极为普遍。你看街头推销或杂耍的都用这种方法。若论入得厅堂一点的，比如我们的曲艺评弹等，都是这样直面观众。这样演法，把看戏的观众就当成看戏的，演员和观众以这种真实关系在一起。在《情人的衣服》中，表演、戏剧性敞开给了观众，而不像我们的主流舞台上，看戏的被当成舞台第四堵墙外的偷窥者。在这对剧场或表演看似不大的理解差别中，产生了有别于追随西方文本戏剧脉络的戏剧。那类繁盛一时的西方戏剧，特别焦虑剧作家、导演的“思想”或对“真实”的理解。我们的重口味是不是正因为此？《情人的衣服》那样的戏，常会弄出点江湖噱头，抓住机会跟观众耍宝。比如菲勒蒙与马菲克拉早上进城的旅程、 宾客来到菲勒蒙家的派对。这些看似插科打诨的表演段落，也是演员玩的游戏，它们令演出者与观者一起靠近分享，社会上对于变迁、不公、亲情友情或生老病死的基本价值态度，让剧场的观演成为良性的权利互动。
在《情人的衣服》里，那些 50 年代南非种族迫害的背景材料不能不算猛，但对于我来讲，它终究是被做成了一个讲得行云流水一样，关于背叛、惩罚、原谅和忘却的情感故事。它像个悲剧故事，但哀而不伤，演员表演流畅诗意。非洲文化特有的身体语言和节奏，通过那几位出色的黑人演员，被很好地带入了这个非洲故事。数年前我在刚果看当地的剧场演出，他们演员的身体在语言、音乐和舞蹈间的转换，频繁而自如。该戏的现场小乐队成员，以同样的方式穿插于乐手和剧情表演之间。还有舞美设计，也让场景氛围处在随时的灵活转换之中。那些优美的音乐、明朗的舞台色彩，诗意的演出，都让人在悲剧之下，还能相信生活仍有可能，仍有美好。
看戏的人不必知道彼得·布鲁克是谁，《情人的衣服》一样是出好看的戏。回过头来讲这位了不得的大导演。这是这位 80 多岁老人在中国大陆的第一部戏。他的书《空的空间》近年受文艺青年追捧，名声很大，但我也联想不出怎么影响到这里的剧场观念。倒是另一本 80 年代出版、对中国当代戏剧影响深远的书《迈向质朴戏剧》，是由彼得·布鲁克作的序，讲得高屋建瓴。
来源：外滩画报 文/赵川
《情人的衣服》剧照（摄影/李晏）
西方知名戏剧导演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挂帅导演的音乐剧《情人的衣服》来北京、天津和上海演出，国内的相关观后评论，大都觉得蛮“轻”。几天前在草台班的文化站活动上，看一部 45 年前的新闻纪录片《现代舞剧白毛女》，联想到《情人的衣服》的风格，感觉原来我们是早就有了某种重口味的传统。以前是用力讲革命道理，拼命这“突出”那“突出”。现在改作卖力玩商业，卖这卖那，生怕看上去不够刺激不够料。我们受的训练也是这样，段落大意必须要紧密围绕中心思想，半刻也不该耽误。或者，这里面有着救亡文化的影子⋯⋯对于西方大师的期待，大概本身也暗含着这种重口味。
《情人的衣服》（The Suit）改编自南非作家肯·泰姆巴（Can Themba，1924-1968）的短篇小说。在约翰内斯堡附近一个叫索菲亚的小镇，丈夫菲勒蒙听说妻子玛蒂尔达另有情人后，匆忙赶回家，看到妻子和陌生男人躺在一张床上。情人只穿了内衣裤仓皇逃离，将自己的西服忘在身后。菲勒蒙告诉玛蒂尔达，他们以后将跟这件西服一起生活。菲勒蒙以此开始他的无情复仇，最终导致当他想回头时，玛蒂尔达已羞愧身亡。据说肯·泰姆巴的书当时在南非都被禁。1985 年《情人的衣服》首次被改编成戏剧，在约翰内斯堡上演。之后彼得·布鲁克将此剧在他巴黎的“北方剧场”上演。
南非当年的政治环境在剧中是一个底子，常有涉及。最惨烈的，是菲勒蒙的朋友告诉他，他们常去的酒吧“真实之家”的吉他手，被一根根切掉手指后杀害。这些插叙并没有直接纳入主线情节，它们只是适时出现，推动主人公生活的内外交困。南非政局早已变更，种族压迫政策的好人坏人也已有公论。戏中这层底子是故事的背景，有着家园难继的种种话题，呈现主创们的基本立场。但要讲现实的批评或暗喻，却不好抬得太高。剧中旁白说：“我要讲的这个故事不可能在别处发生，只有在南非，在种族压迫的铁腕下。”我只当这是旁白者讲故事的故作铺张。《情人的衣服》的剧中情节，由演员以旁白叙述加角色表演，穿插着做出来，不同于我们这里通常完全投入角色的演戏路子。听这里一些人讨论，它旁白夹了表演、表演夹了旁白的演绎手法，说起来上溯古希腊，下至布莱希特。我想，以这样的方式谈论西方大师确是很有精英派头，不过路子有点偏了。因为这戏的特点是“轻”。而这“轻”来自于它现场表现出的亲和力——我相信这里正蕴含了布鲁克们所追求的戏剧和人的关系。中文剧本译者提到，制作方再三要求语言通俗。因此，从《情人的衣服》我们看到了戏，也好像看到了点他们的剧场观念，以及对剧场和表演魅力的理解。
其实，这出戏连说带演的表演手法，各处民间市井里都极为普遍。你看街头推销或杂耍的都用这种方法。若论入得厅堂一点的，比如我们的曲艺评弹等，都是这样直面观众。这样演法，把看戏的观众就当成看戏的，演员和观众以这种真实关系在一起。在《情人的衣服》中，表演、戏剧性敞开给了观众，而不像我们的主流舞台上，看戏的被当成舞台第四堵墙外的偷窥者。在这对剧场或表演看似不大的理解差别中，产生了有别于追随西方文本戏剧脉络的戏剧。那类繁盛一时的西方戏剧，特别焦虑剧作家、导演的“思想”或对“真实”的理解。我们的重口味是不是正因为此？《情人的衣服》那样的戏，常会弄出点江湖噱头，抓住机会跟观众耍宝。比如菲勒蒙与马菲克拉早上进城的旅程、 宾客来到菲勒蒙家的派对。这些看似插科打诨的表演段落，也是演员玩的游戏，它们令演出者与观者一起靠近分享，社会上对于变迁、不公、亲情友情或生老病死的基本价值态度，让剧场的观演成为良性的权利互动。
在《情人的衣服》里，那些 50 年代南非种族迫害的背景材料不能不算猛，但对于我来讲，它终究是被做成了一个讲得行云流水一样，关于背叛、惩罚、原谅和忘却的情感故事。它像个悲剧故事，但哀而不伤，演员表演流畅诗意。非洲文化特有的身体语言和节奏，通过那几位出色的黑人演员，被很好地带入了这个非洲故事。数年前我在刚果看当地的剧场演出，他们演员的身体在语言、音乐和舞蹈间的转换，频繁而自如。该戏的现场小乐队成员，以同样的方式穿插于乐手和剧情表演之间。还有舞美设计，也让场景氛围处在随时的灵活转换之中。那些优美的音乐、明朗的舞台色彩，诗意的演出，都让人在悲剧之下，还能相信生活仍有可能，仍有美好。
看戏的人不必知道彼得·布鲁克是谁，《情人的衣服》一样是出好看的戏。回过头来讲这位了不得的大导演。这是这位 80 多岁老人在中国大陆的第一部戏。他的书《空的空间》近年受文艺青年追捧，名声很大，但我也联想不出怎么影响到这里的剧场观念。倒是另一本 80 年代出版、对中国当代戏剧影响深远的书《迈向质朴戏剧》，是由彼得·布鲁克作的序，讲得高屋建瓴。
来源：外滩画报 文/赵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