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公知刘瑜

学者刘瑜以时评文章和政治学随笔为读者喜爱，其新近出版的随笔集《观念的水位》，内容为近年发表于报刊的专栏文章，此番结集出版，意在以书本的方式弥合专栏文章“一次性”阅读的零碎之感。刘瑜在自序中谈到：“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
在社会热点急速切换的过程中，公众对于隐含于热点问题背后的价值诉求，有赖学者提炼和持续追问。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邮件采访时，刘瑜谈到了这一直接来自现实的体会：“话题表面上走马观花，但很多话题下面的价值诉求却殊途同归，无非就是民众对社会公平、政治参与、政府透明性、公民权利等价值的追求”，而知识分子的责任正在于穿透热点，不断地回到“真问题”。
与《民主的细节》把“美国的民主”化到具体的事件和人物中解析的写法不同，《观念的水位》更多关注东亚、中东欧、南美洲以及非洲国家的政治与民主化，辨析这些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参差情状。又与《送你一颗子弹》所“审视”的事物之零碎、庞杂有异，《观念的水位》更多诉诸论证意识，强调数据与逻辑，力求把许多模糊难辨、争执不休的观念与现实情境、事件结合起来分析和描述。
之前，因不能适应微博在争论问题时呈现的简单粗暴，和断裂的信息状态，刘瑜关掉了新浪微博，而选择用一种相对安静、审慎的方式思考和写作。在序言中刘瑜写道：一个更好的社会，更好的制度的降临并不是“自动”的，观念的变化是必要环节，而本书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
她用“种子”一词来描述每个人天性中的特质，于她自身，这颗“种子”可能就是“不甘命运的摆布、不甘平庸和混沌的状态，往高处和远处够的一股劲”，“一直记得王小波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他心中始终充满着‘对平庸的狂怒’。”
“看不得人欺负人”、“从小就有民主参与意识”，还有对“美的敏感”，刘瑜如此辨析自己的天性。“小的时候，有一回老师骂学生，骂到激动的时候竟然把他的书包给掷出窗外，结果我坐那气得发抖，简直比我那个同学还气愤。另外我小时候还挺有民主参与意识。初中时学校突然要换掉一个我们都很喜爱的历史老师，结果我就组织大家去跟校领导谈判。”刘瑜说。
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小城市，对正在发生的文化潮流有着懵懂而强烈的好奇，模仿诗人写朦胧诗、听崔健……因着这些具有代际标示性的成长记忆，刘瑜对于政治、制度、社会等宏大问题的关注点与个人和现实有着具体而生动的联结。她说，不必总是怒目圆睁，不应对公共事务里面的是非视而不见，甚至将这种视而不见当作“清高”而沾沾自喜。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苏娅

对话刘瑜：深切悲悯心的人总有细如发丝的发现



第一财经日报：从你的书中，我们读到对“理性的无知”、“威权式弹性”等概念的现实解释，这样一种写法，是为了实现什么写作目标？基于怎样的现实观察？

刘瑜：使用一些社会科学中的概念，无非是觉得它们是比较便利的分析工具。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概念化”，是人文社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因为概念化提高沟通的效率，并有益于知识积累。比如我们常常听到“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相对剥夺感”、“潜规则”这样的说法，都无非是试图用几个简练的字来表达一长串意思，否则说话就会变得很累。当然这种提炼可能会造成复杂事物的简单化，但权衡利弊，很多概念当中所包含的“信息捷径”功能远大于它造成的信息模糊，所以人们还是会使用它——总不能每次说到“左派”就说“那些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加大政府再分配功能甚至通过所有制的国有化来实现社会分配状况平等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政治主张往往是政府集权化以及伦理起点是社会平等……的人”吧。

具体到我书中提及的一些概念，我认为它们对于分析中国的一些现象相当便利。比如“理性的无知”这个概念，虽然我在使用时脱离了原创者的分析情境，但我认为它描述很多中国人政治上“装睡”的情形很确切。又比如“威权式弹性”这个概念，我觉得它精炼地概括了一种看法，即，即使威权制度也并非完全僵硬不变，它在某些领域的适应性能够部分解释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

日报：现在很多问题因为热点事件被提了出来，但随着新的热点出现又转移到新的问题上，问题的核心不断处于搁置或空转状态。在你看来，这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如何回到真问题？

刘瑜：公众的确容易在公共话题上“喜新厌旧”，而公众注意力的消失往往就意味着一个问题会不了了之，这的确令人担忧。比如当年的“黑窑事件”，很多黑窑工至今下落不明，但是在一个热点新闻层出不穷的国家，今天再谈“黑窑工问题”，好像已经恍如隔世了。

但另一方面，话题表面上走马观花，很多话题下面的价值诉求却殊途同归，无非就是民众对社会公平、政治参与、政府透明性、公民权利等价值的追求。去年厦门化工厂事件今年什邡化工厂事件，去年雷政富今年衣俊卿，去年郭美美今年山西房姐，去年毒大米今年毒胶囊……表面上看热点不断变化，但仔细一想，很多不同的话题其实是相同的话题，公众其实没有那么喜新厌旧。我倒觉得如果公众能够不断切换热点问题表达同一种价值诉求，这些问题就是制度性问题，也就是真问题。

日报：有现实责任感的人，如何编织在追问现实问题中表现出来的公共气质和一些反映个人喜好的内在气质？

刘瑜：“编织”这个词似乎有“刻意经营”的意思，不大准确。我想每个人天性里都既有“求善求真”又有“爱美爱趣味”的成分，这两个东西也不矛盾。也许有些人前者对后者有压倒性优势，另一些人则相反，而我可能两种气质都比较明显，大红大绿，性格有点“撞色”。

这仅仅是天性的流露，并不需要“编织”。当然我也庆幸被赋予这样的天性。我见过一些因为关心公共事务而沉浸于“苦大仇深”感的人，“战斗性”很强，但是身上缺乏对非政治美好事物的敏感和欣赏，老是怒目圆睁；我也知道不少沉迷于“小资情趣”的文艺青年，对公共事务里面的是非视而不见，甚至将这种视而不见当作“清高”而沾沾自喜。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不过我总觉得只活在一个维度上未免单调，有点可惜。

日报：哪些事会让你想要写下自己的观点，公开表达，哪些事会让你只是想独自欣赏或“消化”？

刘瑜：好像是随着年龄变化而变化的。更年轻的时候我不那么介意书写自己的私人生活和情感，《送你一颗子弹》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我自己留学生生活的刻画。现在我对书写自己要心存戒备得多，这跟自己身份的变化有关——好歹也是个大学教授了，读者数量也比以前大得多，在千万双眼睛面前分析自己怎么也摆脱不了一种表演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公开表达的基本都是些公共议题，尤其是我个人觉得意义重大但又存在很多认识误区的议题。这不是说我不会写私人生活和情感了——将来有时间我可能还会去写小说什么的，但应该不会再有很多第一人称的叙述，更多可能会是第三人称下的、与自己保持一定距离感的叙述。比如我最近怀孕了，有出版商问我可不可以写点生养孩子的文章，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我和孩子关系中的甜酸苦辣应该是我俩之间独享的秘密，让别人去品头论足会稀释这其中的美好。

日报：我们这代人很多受过崔健音乐的影响，你在文章中甚至用崔健的《蓝色骨头》为意象，描述一代人的心理现实。崔健对你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刘瑜：我想崔健对于很多人的影响，包括对我的影响，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里重新认识音乐。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港台音乐传过来之后，音乐对于很多年轻人就是个心灵按摩器，抒发一些爱啊痛啊的小感慨。似乎从崔健开始，人们意识到音乐还可以是剖析社会和批判自我的工具。这是从内容上讲。从形式上而言，崔健也使很多人认识到音乐可以如此自由，以前人们把音乐之美和清亮的嗓音、抒情的表情和优美的舞蹈联系在一起，但是崔健的音乐让人们发现了莽撞之美、粗放之美甚至嘈杂之美，他使很多人通过音乐感受到什么是自由。

日报：你喜欢的电影导演或文学家有没有一种共通的气息？

刘瑜：我最近非常喜欢的导演是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他的电影对人有细如发丝的敏感，我相信只有有深切悲悯心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敏感。最近喜欢的作家是纳博科夫，我其实不大喜欢他的那些长篇，《洛丽塔》等等，太重口味了，但是我最近读他的一些短篇，还是很震动的，原因和喜欢哈内克的原因类似。

嗯嗯。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集有一本。

崔健的音乐。。。使很多人通过音乐感受到什么是自由。。。嗯，是滴。。。

读过她多篇专栏。很有思想。

读过，留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