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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当年贺知章
陈年往事，从来没有淡出或者消散，只是少有提示。往事一直在那里，像对面的一江苍凉，无声奔流了千百年。我们通常说的历史，是带着多种色彩的，最显著的是权力色彩，然后是宗教色彩、立场（道德）色彩等，当然还有海子所说的机会主义色彩；历史，还通常漏洞百出。换个生动有趣的说法，就如胡适先生所说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最近奉命做关于唐朝诗人贺知章的作业，读了一些史料，发现好多疑点和不实之处。譬如杜甫所作《饮中八仙歌》，开首就写到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舟，眼花落井水底眠。”现在有人将这两句诗，演绎成了贺知章舍己救童的故事。文学作品本身就是艺术加工过的，你再加工，那就是假冒产品了。文化造假和食品造假，都是害人的东西。
譬如把贺知章说成是周证圣元年的头名状元，又是一处不实。称进士殿试第一甲三人为状元、榜眼、探花始于明朝。唐初科举考试的进士科，沿袭隋朝考试内容，只考“时务策”，即对时事和政治的看法；唐太宗和唐高宗时又分别加考了经书史书的内容，并在高宗时形成“三场考试”。 武则天求贤心切，曾一连几天在洛成殿亲自测试贡生，并令礼部把复试者的名字糊掉而进行暗考，开了后世“殿试”和“糊名”的先河。武则天称帝后就有“状元”一称，但不是指殿试第一名，高中科举者皆呼“登龙门”称“状元”。 孟郊登第时，还没有这个说法，他当时的心情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杜甫高中时，这个称呼也只局限于公文，他当时只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感慨。晚唐时期的郑谷中进士后，夜宿平康里，诗录：“好是五更残酒醒，耳边闻唤状元声。”其实郑谷的成绩是第八名。贺知章参加的那一科，高中者二十二人。那时候没有“头名状元”一说。
贺知章和《回乡偶记》
再譬如贺知章那首著名的诗《回乡偶记》之一。作者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后人却口径大致相同，说是他八十六岁辞官后写的。贺知章离乡赴京时三十六七岁，不可能自称“少小”吧，他辞官返乡时已八十六岁，没几月就去世了。这里的“少小”和“老大”属于偏正词，重点在“小”和“大”。唐诗里的“老大”很多，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开篇就是“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杜甫这首诗是去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望妻儿时所作，那是他被朝庭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不久，年龄应该是四十出头。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一句，这位“老大”的歌女吃的是青春饭，十三岁出道，遇到白居易时撑死了说也就三十来岁，那时二十岁还没嫁就算“老大”了。
再说贺诗中的“乡音无改鬓毛衰”。人们一看到“衰”，第一联想就是衰老。读作shuai时，衰的动词意义的确是衰老和衰弱；读作cui时，衰的动词意义是减少，例如：衰少、衰乏。可见时人读的是cui，想的是shuai，真有点口是心非。至于“乡音无改”，也是实情，有杜甫诗句为证：“贺公雅吴语，在位常清狂。”贺知章的官话肯定没学好，一直保持着吴语乡音。
这首诗究竟作于何时，是个谜。当然也不排除诗人在虚的环境里抒写真的情感的可能性。
另外，东晋法师释僧肇的《物不迁论》中的梵志故事，便有贺知章《回乡偶书》有相似的义理表达。梵志白首返乡的故事，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影响较大，“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
《续高僧传》中，高僧释慧荣也有过相似的喟叹：“十五辞邻故，五十还故邻。少年不识我，长老无一人。”这番偈语，跟《回乡偶记》情和义两方面都颇为相似。宋朝时的杭州诗人范晞文，把这种现象称为“善脱胎者，宜参之。”
贺知章的书法
通过同代人的印象说，可以看出贺知章是个开朗、豁达、洒脱的人，能说会道，不拘小节。说他是“诗狂”，可能是基于他喝酒后在别人的墙上狂草的事实，而不是他诗作的质和量方面的狂。
诗歌可以经后人再版而流传，书法真迹的流传会相对困难得多。温庭筠曾目睹过贺知章在墙上挥毫，态如“出笼鸾鹤”“落笔龙蛇”；刘禹锡在洛中寺北楼也见识过他的“壁上笔纵龙虎腾”。遗憾的是，这些我们永远见不到。贺知章的书法真迹留传在世的只有《龙瑞宫记》和《孝经》草书。前者是绍兴城东南宛委山南坡飞来石上的石刻；后者十七世纪后半期传入日本，明治年间由近卫家进献皇室，曾在二OO六年三四月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日书法珍品展”中展出。《孝经》全卷略取隶意，融入章草，奔放的力量寄蓄于温润之中；结构上左俯右仰，似欹反正；气势上点画激越，风尚高远。书法是人和线条之间的关系，这也充分地体现了贺知章风流倜傥、洒脱不羁的个人性情。
唐朝的窦臮、窦蒙兄弟俩，都是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他们对书法名家多有不善评论，不是讥讽就是贬低，对贺知章的书法却是一致的盛赞。窦臮在《述书赋》中说：“湖山降祉，狂客风流。落笔精绝，芳嗣寡仇。如春林之绚彩，实一望而写忧。邕容省闼，高逸豁达。解朝服而归乡，敛霓裳而辞阙。”窦蒙的《述书赋注》，说贺知章的书法“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
毛笔在唐朝文人的图腾里，奉养着灵与肉，当然须是好手笔。唐朝武后执政及称帝之后，科举重视诗赋，发掘了杨炯、张说、宋之问、刘希夷、陈子昴、贺知章、杜甫等等一大批才子，进士科与文学的紧密结合，造成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有教养社会风气，从而孕育了百年盛世和辉煌灿烂的盛唐文学。
贺知章就是武周政权的首科进士。陶宗仪《书史会要》中，称贺知章“晚节尤放诞，每醉必作为文词，行草相间，时及于怪逸，使醒而复书，未必尔也”。这种情况对于晚年的贺知章来说大概是常态，否则他的好酒逸放、醉辄属籍之类先进事迹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他的这种品性，也正好如张旭投机合缘。“草圣”张旭是他的同乡，同列“吴中四士”，同朝为官；上面“三同”如果算是两人相善的外围条件，那么还有“三同”是内部条件：同好酒，同好书，同类性情。两人酒后就要遨游里巷，索笔挥洒，可以想像两人当年那种衣袂飞扬、放逸不羁的状态，比当今欧洲街头搞喷绘艺术的浪潮青年更有情趣。
就贺知章的酒性、谈吐和书法来说，他适合生活在魏晋。曲水流觞，与王羲之左手把盏右手提笔；或者执麈尾而清谈，与王夷甫盎然对论。幸好他生活的年代有张旭和李白。文史上著名的“金龟换酒”典故，便是他与李白之间的美谈。
贺知章与李白
李白于四十二岁时游于会稽，结交了剡中道士吴筠。此时正好朝廷下诏，征召吴筠赴京城为唐玄宗讲道，李白一同前往。李白到了长安之后，却长期不蒙玄宗召见。不得已，李白只好干谒权门（比如荆州韩长史、安州李长史、裴长史、李邕等位居权要的人），希求他们引荐于皇上，一展他匡时经世的才能。可是长安人才云集，满大街是诗人，高官们并不重视这位来自边僻之地的诗人。
这时候，集高官与文化名人于一身的贺知章主动找上门去了。唐人孟棨所撰的《本事诗》就有这样的描述：“李太白初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这段文字是基于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序言的再创作。
“首访之”的“首”，不作名词、量词或副词解释，应该作动词，有主动出去的意思；“奇其姿”，就是惊奇于李白的容貌样子；“称叹者数四”，诗还没读完，已赞叹了四次……这是交流上的一连串递进，也是作家创作时的匠心。贺知章初见李白的真实场景，只有当事人清楚，但孟棨的描述更富艺术的真实感，两人一见如故也就自然成立，“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也就顺理成章了。当年贺知章已年至八秩，李白正当中年，两人由此结下了忘年之交。
古有汉朝司马相如裘衣沽酒、晋朝元孚御赐金貂换酒两则佳话，唐朝又添一则贺知章遇李白、解金龟换酒的美谈。唐朝官员佩有朝廷颁赐的鱼袋，袋上以金银等制成金龟作饰物，三品以上官员为金饰，四品、五品分别用银、铜饰。贺知章为秘书监，得佩金龟，他以金龟换酒，追究起来是大罪。
贺知章对李白的赞赏是纯粹的，后来他也真心向玄宗举荐过李白。无奈李白时运不济，命禄如此，张狂的个性和才华也招来忌恨。在长安的两三年间，唐玄宗对李白只是作为御用文人（供奉翰林），暇时取以享乐；虽然有过“当廷草诏，王侯趋近，醉酒长安，名动京师”的声名，终究不能实现他当时的志向。贺知章入道返乡才两个月，李白也怅然离开了长安，继续他的游走，追求他的道教去了。
对于贺知章的知遇之恩，李白感佩余生。贺知章告老还乡时，李白写下了《送贺宾客归越》：“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没多久，听说贺知章已病死于故乡，李白又作《对酒忆贺监二首》，以为挽念，其一曰：“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其二曰：“狂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敕赐镜湖水，为君台沼荣。人亡余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梦，凄然伤我情。”此后，李白还为贺知章写下了《重忆》：“欲向江东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
贺知章的宗教信仰
后人只知道贺知章修的是道教，很少提到他先前对佛教也有涉足，这跟当时的政教成因大很关系。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基本是佛道并举。到了武则天时代，佛教开始被高度重视。以周代唐，舆论服不服？武媚娘女士看中了佛教的因果说，使人撰《大云经》四卷，“盛言神皇受命之事”，指武后是神佛下世。野史里有更多关于女皇起初的多种假神说事，不一定可信，反正武媚娘从幕后走到前台，的确利用过佛教，并抬高了佛教的地位。她命令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藏《大云经》，命僧人讲解；“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明显是压制道教，倡扬佛教。
贺知章初入政坛，就是在这个氛围里。他参与一些佛教活动，也就合理了；合不合个人性情，这个很难说。贺知章不像李白那样，在作品中明显陈达对道教的信仰。贺知章与唐初的佛教高僧多有交游，多次参与大型佛事，譬如《扬州龙兴寺经律院和尚碑》《法华寺戒坛院碑》都有贺知章幸临的记载。他是政府要员，出席这些活动很正常。《宋高僧传·释道亮传》还记述有贺知章拜道亮为师的文字，真伪无从考证。另外，贺知章还从事过佛教《大宝积经》的翻译润文和监护工作，这应该是他的职务之事。这事《开元释教录》有记载。
贺知章从政的大部分时期，是在唐玄宗在位时。唐玄宗以政变取位，在宗教政策上实行儒释道三教齐重，但内心里他还是倾向于道教，继承了太宗、高宗视老子为祖先（老子姓李）的思想，特别推崇《道德经》《庄子》。贺知章又开始参与各种道教活动，譬如随玄宗封东岳，这件事有记载的史书很多。
贺知章的仕途没有大起大落，也没有得到重用，所任的官职都没有实际权力。自开元十三年任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以来，到开元二十六年年过八十才迁任太子宾客、银青光实禄大夫兼秘书监，其间还曾降为工部侍郎，直到天宝三年辞官还乡，官职一直未有升迁。可谓淹滞之叹。银青光禄大夫是从三品文官，非实职；秘书监是管理宫中图书和著作的差事；太子宾客是太子的属官，由于皇帝和太子之间微妙的关系，也难有升迁的机会。贺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的状态，大概就是这种生存状态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吧。就连他最后入道还乡，是否是他自己真实的心愿，这个也难说。清楚的是，贺知章皈依道教很投合唐玄宗的心意，也因此还乡时获得非同一般的待遇和荣宠。
天宝三年，贺知章再次上表乞归林下，最后玄宗同意了。后来李白送贺诗中说：“久辞荣禄遂初衷”。说明贺知章提出过多次。
唐玄宗为何一直不同意贺知章“解组辞荣”？这个只能猜想了。贺知章所任职位，全是闲职，一向不问大要政事；在政绩上没有什么作为，反正历史上没有相关记载，有记载的只是两次败迹：一次是“诏选挽郎”失职；另一次是与人“同撰《六典》《文纂》”未成。反正没有重大过错。唐玄宗一再不让他退休，可能是缘于他人缘好，人品好，又是四朝老臣有威望，就是当作吉祥物摆在那里，也有利于朝廷的稳定和团结。
天宝三年正月，唐玄宗又为何同意贺知章退休了呢？原因是，贺知章投皇上所好，要求辞官入道。贺知章此前连着几日不上朝，接着使人在京城传播消息称，他因病死了，结果被仙人接走，神游仙界，了然悟道，被元始天尊收为弟子后，又死而复生。唐玄宗听到这个消息，信疑掺半，很快又收到贺知章的儿子代父呈上的要求辞官入道的奏折，大意是他“志期入道”已久，修炼至今终于打动了道尊，元始天尊已收他为弟子，并嘱其回乡替天布道云云。唐玄宗本身就笃信道教，期求得道成仙，对贺知章的编造之说自然深信无疑，下诏恩准他了奏请。因为是天尊“命”贺知章回乡入道的，唐玄宗不能不同意，并特赐名其故宅为“千秋观”，又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又塔尖任贺知章的儿子为朝散大夫，以京官身份兼任会稽郡司马，随父还乡，以便侍奉；同时下诏在京城东门设立帐幕，命太子率百官为贺知章饯行，玄宗御制诗以赠。
贺知章的籍贯
贺知章去长安前，诗书作伴，性情所至，可能游走或暂居过附近的一些地方，现在的绍兴市区、宁波市区及鄞江和梁弄、杭州萧山区等地都留有他确凿或疑似的遗迹。这给后人留下了一些麻烦。
前面说到的释慧荣，老家是会稽郡山阴县，跟贺知章是会稽同乡。会稽郡在隋朝大业初年改称越州，唐朝沿用。隋唐时期的越州管辖会稽、句章、剡和、诸暨四县；其中，会稽县又由南朝的会稽四县组成，这四县包括山阴、永兴、上虞和始宁。唐朝时又变迁过多次。
现在称贺知章为“会稽永兴人”和“越州永兴人”的，最早分别出自《旧唐书》和《新唐书》，前者编成于唐朝消亡之后的五代后晋年间，后者为宋朝的欧阳修主编。它们相当于民国时期的人和今人评说康熙年间的人事。相对可靠的应该是同时代的著作。
按中唐时期的《元和姓纂》中说，浙东贺氏，原本是齐国公族庆父的后代，后迁徙到“会稽山阴”；曾孙纯，为了避汉安帝讳而改姓贺；纯的孙子叫贺齐，任吴国大将军；贺齐的孙子叫贺劭，任过中书令；贺劭的儿子叫贺修，任晋太子太傅；唐太子中书舍人德仁是贺修的后代；贺知章是德仁的侄曾孙。后人说的“因庆湖得姓”，实际上刚好相反。这一点，在贺知章的后人贺铸（1052－1125）那里有证明。贺铸诗文有名，自称“庆湖遗老”。他在自己诗集的序言中说：先人刚迁隐到山阴时，越人同情他们，给予湖泽之田。因姓庆，他们的田也被叫做庆湖；后来避讳改姓贺，他们的田又被叫做贺家湖。序言中还说明，这些是《家牒》里叙传下来的内容。
贺铸是宋朝人，已迁居河南，是贺知章的后代，故自称“庆湖遗老”。他的家谱现在看不到，也就没法下定语。而庆纯之后，至知章一代，又过去了好几百年，难说不会迁居。最为复杂的是，唐朝那几处跟贺知章故乡有关的县名，在当时就变换过多次，连地界也归划过多次，而且没人能保证贺知章从小到大没有迁居过。这个考证起来估计难上加难，可能永无定论了。
现存的那些所谓遗迹，大多是贺知章去世几百年后才修造的，不作为信。另外，历代文人为了证明贺知章是他们家乡的人，瞎附会，编“传说”，把贺知章跟某历史陈迹联系起来，找不到明证，就称是听某某名人大师所说（清朝人所为）；编造之事，尤以今人为甚，居然会在出土的字体模糊的碑石上篡刻“贺”字样。可惜婆罗寺、佛阁永丰庵是佛教场所，贺知章的历史身份是“山阴道士”，不是出家为僧。这是常识。
宋绍兴十四年，郡守莫将建逸老堂于月湖柳汀(后称贺秘监祠)，并撰《逸老堂记》，以祀唐朝诗人贺知章。后人误认贺知章为鄞人，自莫将始。至民国《鄞县通志》始纠误。新编《宁波市志》（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四月第一版）也没有因袭采纳“贺知章为鄞人”的说法。
现在最为可靠的是，绍兴有两处贺知章的真迹；李白、唐玄宗诗中都称贺知章为“山阴道士”，贺知章《回乡偶记》之二，也说“门前镜湖”。这些是确凿无疑的。
陈年往事，从来没有淡出或者消散，只是少有提示。往事一直在那里，像对面的一江苍凉，无声奔流了千百年。我们通常说的历史，是带着多种色彩的，最显著的是权力色彩，然后是宗教色彩、立场（道德）色彩等，当然还有海子所说的机会主义色彩；历史，还通常漏洞百出。换个生动有趣的说法，就如胡适先生所说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最近奉命做关于唐朝诗人贺知章的作业，读了一些史料，发现好多疑点和不实之处。譬如杜甫所作《饮中八仙歌》，开首就写到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舟，眼花落井水底眠。”现在有人将这两句诗，演绎成了贺知章舍己救童的故事。文学作品本身就是艺术加工过的，你再加工，那就是假冒产品了。文化造假和食品造假，都是害人的东西。
譬如把贺知章说成是周证圣元年的头名状元，又是一处不实。称进士殿试第一甲三人为状元、榜眼、探花始于明朝。唐初科举考试的进士科，沿袭隋朝考试内容，只考“时务策”，即对时事和政治的看法；唐太宗和唐高宗时又分别加考了经书史书的内容，并在高宗时形成“三场考试”。 武则天求贤心切，曾一连几天在洛成殿亲自测试贡生，并令礼部把复试者的名字糊掉而进行暗考，开了后世“殿试”和“糊名”的先河。武则天称帝后就有“状元”一称，但不是指殿试第一名，高中科举者皆呼“登龙门”称“状元”。 孟郊登第时，还没有这个说法，他当时的心情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杜甫高中时，这个称呼也只局限于公文，他当时只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感慨。晚唐时期的郑谷中进士后，夜宿平康里，诗录：“好是五更残酒醒，耳边闻唤状元声。”其实郑谷的成绩是第八名。贺知章参加的那一科，高中者二十二人。那时候没有“头名状元”一说。
贺知章和《回乡偶记》
再譬如贺知章那首著名的诗《回乡偶记》之一。作者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后人却口径大致相同，说是他八十六岁辞官后写的。贺知章离乡赴京时三十六七岁，不可能自称“少小”吧，他辞官返乡时已八十六岁，没几月就去世了。这里的“少小”和“老大”属于偏正词，重点在“小”和“大”。唐诗里的“老大”很多，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开篇就是“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杜甫这首诗是去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望妻儿时所作，那是他被朝庭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不久，年龄应该是四十出头。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一句，这位“老大”的歌女吃的是青春饭，十三岁出道，遇到白居易时撑死了说也就三十来岁，那时二十岁还没嫁就算“老大”了。
再说贺诗中的“乡音无改鬓毛衰”。人们一看到“衰”，第一联想就是衰老。读作shuai时，衰的动词意义的确是衰老和衰弱；读作cui时，衰的动词意义是减少，例如：衰少、衰乏。可见时人读的是cui，想的是shuai，真有点口是心非。至于“乡音无改”，也是实情，有杜甫诗句为证：“贺公雅吴语，在位常清狂。”贺知章的官话肯定没学好，一直保持着吴语乡音。
这首诗究竟作于何时，是个谜。当然也不排除诗人在虚的环境里抒写真的情感的可能性。
另外，东晋法师释僧肇的《物不迁论》中的梵志故事，便有贺知章《回乡偶书》有相似的义理表达。梵志白首返乡的故事，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影响较大，“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
《续高僧传》中，高僧释慧荣也有过相似的喟叹：“十五辞邻故，五十还故邻。少年不识我，长老无一人。”这番偈语，跟《回乡偶记》情和义两方面都颇为相似。宋朝时的杭州诗人范晞文，把这种现象称为“善脱胎者，宜参之。”
贺知章的书法
通过同代人的印象说，可以看出贺知章是个开朗、豁达、洒脱的人，能说会道，不拘小节。说他是“诗狂”，可能是基于他喝酒后在别人的墙上狂草的事实，而不是他诗作的质和量方面的狂。
诗歌可以经后人再版而流传，书法真迹的流传会相对困难得多。温庭筠曾目睹过贺知章在墙上挥毫，态如“出笼鸾鹤”“落笔龙蛇”；刘禹锡在洛中寺北楼也见识过他的“壁上笔纵龙虎腾”。遗憾的是，这些我们永远见不到。贺知章的书法真迹留传在世的只有《龙瑞宫记》和《孝经》草书。前者是绍兴城东南宛委山南坡飞来石上的石刻；后者十七世纪后半期传入日本，明治年间由近卫家进献皇室，曾在二OO六年三四月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日书法珍品展”中展出。《孝经》全卷略取隶意，融入章草，奔放的力量寄蓄于温润之中；结构上左俯右仰，似欹反正；气势上点画激越，风尚高远。书法是人和线条之间的关系，这也充分地体现了贺知章风流倜傥、洒脱不羁的个人性情。
唐朝的窦臮、窦蒙兄弟俩，都是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他们对书法名家多有不善评论，不是讥讽就是贬低，对贺知章的书法却是一致的盛赞。窦臮在《述书赋》中说：“湖山降祉，狂客风流。落笔精绝，芳嗣寡仇。如春林之绚彩，实一望而写忧。邕容省闼，高逸豁达。解朝服而归乡，敛霓裳而辞阙。”窦蒙的《述书赋注》，说贺知章的书法“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
毛笔在唐朝文人的图腾里，奉养着灵与肉，当然须是好手笔。唐朝武后执政及称帝之后，科举重视诗赋，发掘了杨炯、张说、宋之问、刘希夷、陈子昴、贺知章、杜甫等等一大批才子，进士科与文学的紧密结合，造成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有教养社会风气，从而孕育了百年盛世和辉煌灿烂的盛唐文学。
贺知章就是武周政权的首科进士。陶宗仪《书史会要》中，称贺知章“晚节尤放诞，每醉必作为文词，行草相间，时及于怪逸，使醒而复书，未必尔也”。这种情况对于晚年的贺知章来说大概是常态，否则他的好酒逸放、醉辄属籍之类先进事迹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他的这种品性，也正好如张旭投机合缘。“草圣”张旭是他的同乡，同列“吴中四士”，同朝为官；上面“三同”如果算是两人相善的外围条件，那么还有“三同”是内部条件：同好酒，同好书，同类性情。两人酒后就要遨游里巷，索笔挥洒，可以想像两人当年那种衣袂飞扬、放逸不羁的状态，比当今欧洲街头搞喷绘艺术的浪潮青年更有情趣。
就贺知章的酒性、谈吐和书法来说，他适合生活在魏晋。曲水流觞，与王羲之左手把盏右手提笔；或者执麈尾而清谈，与王夷甫盎然对论。幸好他生活的年代有张旭和李白。文史上著名的“金龟换酒”典故，便是他与李白之间的美谈。
贺知章与李白
李白于四十二岁时游于会稽，结交了剡中道士吴筠。此时正好朝廷下诏，征召吴筠赴京城为唐玄宗讲道，李白一同前往。李白到了长安之后，却长期不蒙玄宗召见。不得已，李白只好干谒权门（比如荆州韩长史、安州李长史、裴长史、李邕等位居权要的人），希求他们引荐于皇上，一展他匡时经世的才能。可是长安人才云集，满大街是诗人，高官们并不重视这位来自边僻之地的诗人。
这时候，集高官与文化名人于一身的贺知章主动找上门去了。唐人孟棨所撰的《本事诗》就有这样的描述：“李太白初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这段文字是基于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序言的再创作。
“首访之”的“首”，不作名词、量词或副词解释，应该作动词，有主动出去的意思；“奇其姿”，就是惊奇于李白的容貌样子；“称叹者数四”，诗还没读完，已赞叹了四次……这是交流上的一连串递进，也是作家创作时的匠心。贺知章初见李白的真实场景，只有当事人清楚，但孟棨的描述更富艺术的真实感，两人一见如故也就自然成立，“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也就顺理成章了。当年贺知章已年至八秩，李白正当中年，两人由此结下了忘年之交。
古有汉朝司马相如裘衣沽酒、晋朝元孚御赐金貂换酒两则佳话，唐朝又添一则贺知章遇李白、解金龟换酒的美谈。唐朝官员佩有朝廷颁赐的鱼袋，袋上以金银等制成金龟作饰物，三品以上官员为金饰，四品、五品分别用银、铜饰。贺知章为秘书监，得佩金龟，他以金龟换酒，追究起来是大罪。
贺知章对李白的赞赏是纯粹的，后来他也真心向玄宗举荐过李白。无奈李白时运不济，命禄如此，张狂的个性和才华也招来忌恨。在长安的两三年间，唐玄宗对李白只是作为御用文人（供奉翰林），暇时取以享乐；虽然有过“当廷草诏，王侯趋近，醉酒长安，名动京师”的声名，终究不能实现他当时的志向。贺知章入道返乡才两个月，李白也怅然离开了长安，继续他的游走，追求他的道教去了。
对于贺知章的知遇之恩，李白感佩余生。贺知章告老还乡时，李白写下了《送贺宾客归越》：“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没多久，听说贺知章已病死于故乡，李白又作《对酒忆贺监二首》，以为挽念，其一曰：“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其二曰：“狂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敕赐镜湖水，为君台沼荣。人亡余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梦，凄然伤我情。”此后，李白还为贺知章写下了《重忆》：“欲向江东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
贺知章的宗教信仰
后人只知道贺知章修的是道教，很少提到他先前对佛教也有涉足，这跟当时的政教成因大很关系。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基本是佛道并举。到了武则天时代，佛教开始被高度重视。以周代唐，舆论服不服？武媚娘女士看中了佛教的因果说，使人撰《大云经》四卷，“盛言神皇受命之事”，指武后是神佛下世。野史里有更多关于女皇起初的多种假神说事，不一定可信，反正武媚娘从幕后走到前台，的确利用过佛教，并抬高了佛教的地位。她命令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藏《大云经》，命僧人讲解；“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明显是压制道教，倡扬佛教。
贺知章初入政坛，就是在这个氛围里。他参与一些佛教活动，也就合理了；合不合个人性情，这个很难说。贺知章不像李白那样，在作品中明显陈达对道教的信仰。贺知章与唐初的佛教高僧多有交游，多次参与大型佛事，譬如《扬州龙兴寺经律院和尚碑》《法华寺戒坛院碑》都有贺知章幸临的记载。他是政府要员，出席这些活动很正常。《宋高僧传·释道亮传》还记述有贺知章拜道亮为师的文字，真伪无从考证。另外，贺知章还从事过佛教《大宝积经》的翻译润文和监护工作，这应该是他的职务之事。这事《开元释教录》有记载。
贺知章从政的大部分时期，是在唐玄宗在位时。唐玄宗以政变取位，在宗教政策上实行儒释道三教齐重，但内心里他还是倾向于道教，继承了太宗、高宗视老子为祖先（老子姓李）的思想，特别推崇《道德经》《庄子》。贺知章又开始参与各种道教活动，譬如随玄宗封东岳，这件事有记载的史书很多。
贺知章的仕途没有大起大落，也没有得到重用，所任的官职都没有实际权力。自开元十三年任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以来，到开元二十六年年过八十才迁任太子宾客、银青光实禄大夫兼秘书监，其间还曾降为工部侍郎，直到天宝三年辞官还乡，官职一直未有升迁。可谓淹滞之叹。银青光禄大夫是从三品文官，非实职；秘书监是管理宫中图书和著作的差事；太子宾客是太子的属官，由于皇帝和太子之间微妙的关系，也难有升迁的机会。贺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的状态，大概就是这种生存状态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吧。就连他最后入道还乡，是否是他自己真实的心愿，这个也难说。清楚的是，贺知章皈依道教很投合唐玄宗的心意，也因此还乡时获得非同一般的待遇和荣宠。
天宝三年，贺知章再次上表乞归林下，最后玄宗同意了。后来李白送贺诗中说：“久辞荣禄遂初衷”。说明贺知章提出过多次。
唐玄宗为何一直不同意贺知章“解组辞荣”？这个只能猜想了。贺知章所任职位，全是闲职，一向不问大要政事；在政绩上没有什么作为，反正历史上没有相关记载，有记载的只是两次败迹：一次是“诏选挽郎”失职；另一次是与人“同撰《六典》《文纂》”未成。反正没有重大过错。唐玄宗一再不让他退休，可能是缘于他人缘好，人品好，又是四朝老臣有威望，就是当作吉祥物摆在那里，也有利于朝廷的稳定和团结。
天宝三年正月，唐玄宗又为何同意贺知章退休了呢？原因是，贺知章投皇上所好，要求辞官入道。贺知章此前连着几日不上朝，接着使人在京城传播消息称，他因病死了，结果被仙人接走，神游仙界，了然悟道，被元始天尊收为弟子后，又死而复生。唐玄宗听到这个消息，信疑掺半，很快又收到贺知章的儿子代父呈上的要求辞官入道的奏折，大意是他“志期入道”已久，修炼至今终于打动了道尊，元始天尊已收他为弟子，并嘱其回乡替天布道云云。唐玄宗本身就笃信道教，期求得道成仙，对贺知章的编造之说自然深信无疑，下诏恩准他了奏请。因为是天尊“命”贺知章回乡入道的，唐玄宗不能不同意，并特赐名其故宅为“千秋观”，又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又塔尖任贺知章的儿子为朝散大夫，以京官身份兼任会稽郡司马，随父还乡，以便侍奉；同时下诏在京城东门设立帐幕，命太子率百官为贺知章饯行，玄宗御制诗以赠。
贺知章的籍贯
贺知章去长安前，诗书作伴，性情所至，可能游走或暂居过附近的一些地方，现在的绍兴市区、宁波市区及鄞江和梁弄、杭州萧山区等地都留有他确凿或疑似的遗迹。这给后人留下了一些麻烦。
前面说到的释慧荣，老家是会稽郡山阴县，跟贺知章是会稽同乡。会稽郡在隋朝大业初年改称越州，唐朝沿用。隋唐时期的越州管辖会稽、句章、剡和、诸暨四县；其中，会稽县又由南朝的会稽四县组成，这四县包括山阴、永兴、上虞和始宁。唐朝时又变迁过多次。
现在称贺知章为“会稽永兴人”和“越州永兴人”的，最早分别出自《旧唐书》和《新唐书》，前者编成于唐朝消亡之后的五代后晋年间，后者为宋朝的欧阳修主编。它们相当于民国时期的人和今人评说康熙年间的人事。相对可靠的应该是同时代的著作。
按中唐时期的《元和姓纂》中说，浙东贺氏，原本是齐国公族庆父的后代，后迁徙到“会稽山阴”；曾孙纯，为了避汉安帝讳而改姓贺；纯的孙子叫贺齐，任吴国大将军；贺齐的孙子叫贺劭，任过中书令；贺劭的儿子叫贺修，任晋太子太傅；唐太子中书舍人德仁是贺修的后代；贺知章是德仁的侄曾孙。后人说的“因庆湖得姓”，实际上刚好相反。这一点，在贺知章的后人贺铸（1052－1125）那里有证明。贺铸诗文有名，自称“庆湖遗老”。他在自己诗集的序言中说：先人刚迁隐到山阴时，越人同情他们，给予湖泽之田。因姓庆，他们的田也被叫做庆湖；后来避讳改姓贺，他们的田又被叫做贺家湖。序言中还说明，这些是《家牒》里叙传下来的内容。
贺铸是宋朝人，已迁居河南，是贺知章的后代，故自称“庆湖遗老”。他的家谱现在看不到，也就没法下定语。而庆纯之后，至知章一代，又过去了好几百年，难说不会迁居。最为复杂的是，唐朝那几处跟贺知章故乡有关的县名，在当时就变换过多次，连地界也归划过多次，而且没人能保证贺知章从小到大没有迁居过。这个考证起来估计难上加难，可能永无定论了。
现存的那些所谓遗迹，大多是贺知章去世几百年后才修造的，不作为信。另外，历代文人为了证明贺知章是他们家乡的人，瞎附会，编“传说”，把贺知章跟某历史陈迹联系起来，找不到明证，就称是听某某名人大师所说（清朝人所为）；编造之事，尤以今人为甚，居然会在出土的字体模糊的碑石上篡刻“贺”字样。可惜婆罗寺、佛阁永丰庵是佛教场所，贺知章的历史身份是“山阴道士”，不是出家为僧。这是常识。
宋绍兴十四年，郡守莫将建逸老堂于月湖柳汀(后称贺秘监祠)，并撰《逸老堂记》，以祀唐朝诗人贺知章。后人误认贺知章为鄞人，自莫将始。至民国《鄞县通志》始纠误。新编《宁波市志》（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四月第一版）也没有因袭采纳“贺知章为鄞人”的说法。
现在最为可靠的是，绍兴有两处贺知章的真迹；李白、唐玄宗诗中都称贺知章为“山阴道士”，贺知章《回乡偶记》之二，也说“门前镜湖”。这些是确凿无疑的。
